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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云耕:回憶我的老領導黃菊同志

2019-11-12 13:12:44 來源:華中在線 作者:佚名 閱讀:0

原標題:劉云耕:回憶我的老領導黃菊同志


2015年11月29日下午3點55分,自北京飛往上海的MU5114航班徐徐降落在虹橋國際機場,黃菊同志的靈盒隨著這架航班回滬。黃菊同志去世距這天已經八年多了,他的靈盒按國家領導人的規格一直棲存在北京八寶山,這天就要回上海了,圓了古人所言,魂歸故里。

此刻,我急迫地等候在機坪的廊橋上。黃菊同志是我的老領導,他的音容笑貌像電影一樣在我的腦海閃現。代表市委到機場迎接的是市委常委、市委秘書長尹弘同志,我是聞訊趕來的。廊橋慢慢移動,對接已經落地的飛機艙口。突然有個機場人員匆匆趕來,通知我們暫離廊橋,退回候機室。我正在疑惑,飛機上的馬弘同志給我發來一條短信,馬弘同志是黃菊同志在任上海市委書記時的秘書,他這次陪同黃菊同志夫人余慧文赴京護靈。短信告知:飛機已經降落,護靈人員一行準備等其他旅客離機后最后下機。我明白了,讓我們退離廊橋是為了不影響其他旅客正常下機,而這正是秉承了老領導在世時“不擾民”的一貫作風。

約一刻鐘后,我們又返回廊橋,此時機上客人已陸續離去,余慧文同志一行步出機艙。黃菊同志的晚輩雙手敬捧遺像和靈盒,親屬們緊隨其后。我的心情十分復雜,我在市委工作期間,曾多次在上海機場迎送過黃菊同志,彼時彼景還在眼前,今天已物是人非,很是心酸。余慧文同志見面就說:“今天老天爺非常幫忙,一切順利,飛機提前了25分鐘到達上海。”尹弘同志和余慧文同志一行握手問候,分別登車,徑直開往福壽園。福壽園位于上海青浦區,在這個陵園里安葬著章士釗、蔡元培等數百名中華各界名人,包括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、李立三等同志,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長陳毅同志夫婦也安葬于此。黃菊同志靈盒將在此落葬。

黃菊同志是2007年6月2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的。這年5月下旬,上海市委召開第九次黨代會,我因年齡原因從市委副書記崗位上退下來。5月31日,黃菊同志病情不好,報經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同意后,我專程趕去北京協和醫院探望他。傍晚時分,我走進病房,里面氣氛十分沉悶,黃菊同志已呈昏睡狀,夫人余慧文等人陪伴在旁,一臉愁容。我們相視無語,沉重地握了握手。醫療專家組告訴我們,首長情況極其不好,我知道此刻再多的安慰話都是多余的了。余慧文同志克制感情簡要地向我介紹這些天的搶救情況。在黃菊同志患病后的整個醫療過程中,夫人余慧文日日夜夜隨侍左右,精心護理。她研讀了很多有關醫藥書籍,先后參加了很多次會診,上網查閱國內外相關資料,我覺得她已經是這方面的半個專家了,平時居然可以與醫生們專業對話,探討治療方案。我雖然身在上海,但對黃菊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關注。2006年初,黃菊同志得重病后,我曾多次往返北京探視,他總是坦然以對。這年10月,我專程趕到北京,接他返回上海,在華東醫院接受治療,前后有4個多月。那段時間,他的病情相對穩定,我也常去陪他,其實他也知道死神一直在追他,他感到疲憊衰弱,時有隱痛,但十分堅強,仍不斷操心工作,多次在西郊賓館接待中外來賓,甚至往返北京參加全國性的重要會議,我很敬佩他的意志和執著。所以余慧文同志對黃菊同志病情的介紹,我是清楚的。但始料未及的是,我剛到協和醫院的第二天,也就是6月1日,黃菊同志的病情急劇惡化,估計難熬過這一二天。考慮到這一情況,我立即在醫院里向市委主要領導匯報,并繼續留在醫院照護。入夜,病人生理機能已只能靠機器維持,約半夜11點,有通知來,中央高層領導要來作最后的探望。約子夜1點,前來探望的多位中央高層領導同志已先后離去,此時已是6月2日,我又匆匆趕回二樓病房,與黃菊同志家人一起守候在病房旁。2點零3分,醫院正式宣布,黃菊同志逝世。余慧文同志悲痛欲絕,大家相繼勸慰。這時我才知道,就在一周前,余慧文同志已在協和醫院的病理解剖志愿書上簽了字,遵照黃菊同志遺愿,遺體無條件地奉獻給醫學科學事業,以盡自己最后一份力量。

其實黃菊同志的這個心愿早在1998年的一次市委常委會的民主生活會上就曾說過,他讀了《解放日報》意在破世俗偏見、樹文明新風的一組文章“母子捐遺體,風波驟然起”后,心情很不平靜,特意請了衛生局長和市紅十字會領導,表示堅決支持和倡導社會文明新風,身后要把自己的遺體捐給醫學事業,隨即他就與上海紅十字會簽約。同年5月9日的《解放日報》上還刊登過黃菊同志志愿捐獻遺體的消息。

病房里,護士很專業地對遺體進行了保護性護理,覆蓋上白床單,放上鮮花,又手腳麻利地把病房內的搶救器具、醫療藥品一一撤出。我們向黃菊同志遺體默哀鞠躬,每人獻上一支黃花。凌晨3點,遺體被推離病房,我告別余慧文同志及其家人,離開了醫院。這天是星期六,天還沒亮,街上還沒有行人,黃菊同志兌現了自己的諾言,盡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,捐獻了遺體,他靜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黃菊同志出生在上海,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,對上海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。他在上海擔任市長和市委書記期間,也正是上海改革開放、大發展、大變化的時期,他嘔心瀝血,帶領上海干部和群眾,為上海的經濟、社會發展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。根據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請求,經中央有關部門的批準,將黃菊同志靈盒從北京八寶山遷往上海青浦福壽園公墓安葬,圓了親人們的夢,入土為安。

上海青浦福壽園已經精心布置了一間肅穆的靈堂,我凝視炯炯有神的黃菊同志遺像,感慨唏噓,雙手顫栗著獻上一束黃綢結,喉底深處冒出了一句:“黃菊同志,您終于回家了。”余慧文同志站在靈臺旁,面對著黃菊同志遺像,接過我的話,深情地說:劉云耕同志來接你了,當年在北京也是劉云耕同志來送你走的……

圖說:1996年8月27日,黃菊在青浦農民家中調研。圖片來源:《黃菊》畫冊

回想我和黃菊同志第一次見面,那是在1993年7月。那時我剛被任命為市委副秘書長兼市政府副秘書長,市委主要領導與我進行任職談話后不久,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、市長的黃菊同志也約我到他辦公室談話。黃菊同志有兩處辦公室,市長辦公室在中山東一路12號,那是市政府所在地,市委副書記辦公室在康平路165號,簡稱“康辦”,那是市委所在地。市委市政府兩個辦公廳的同志有時也把這兩處按地理位置簡稱為“東邊”和“西邊”,大家一聽就明白了。那時“西邊康辦”那棟三層高的辦公樓十分簡陋,走樓梯時地板會吱吱發響,市消防局已將那棟樓定性為危房。我們當秘書長、副秘書長的辦公室與市委書記、副書記的辦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樣的,約20平方米。我的辦公室在三樓,底下正好是黃菊同志的辦公室,記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,屋頂漏水,直往地上滴,我怕水滲到二樓黃菊同志的辦公室,請服務員拿來一只大臉盆盛接滴水,滿了就倒在廁所里。那棟樓在1997年初已經拆除,原地建造了現在的市委辦公廳大樓。

黃菊同志語氣平和,言辭平實,足足與我談了一個多小時。我拿著市委辦公廳剛發給我的深綠封面的筆記本,唰唰地記著。主要是他講我聽,有時我覺得還沒聽清楚,會插上幾句問個明白。那天他講了三層意思:一是市委副秘書長兼市政府副秘書長這種安排以前沒有過,這是一個嘗試,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穩定因素的協調處理統到一位副秘書長身上,防止扯皮。希望我不辜負市委、市政府領導的希望,做好這項工作。二是詳細羅列了影響上海社會穩定的十五個問題,其中有歷史遺留的老問題,也有發展中冒出的新問題,要我高度重視。三是把各位副市長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紹,還有市政府的各種例會,如:每周的市長辦公會、每月的專題會以及市政府擴大會議等。并告訴我,他本人每逢周一、三、五上午都在市政府辦公,其他時間都在市委辦公,隨時可以找到他。我那時剛從基層調到市里,對高層工作環境兩眼一抹黑,曾經還鬧過笑話:在一次消防安全會前,大家都候在休息室里,一位副市長走了進來,很隨意地與我招呼握手,我因不認識他,竟脫口問了一句“您貴姓啊”,旁邊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聲說,這是某副市長呀,我窘不待言。所以黃菊同志這次與我約談,對我這樣一個初來乍到的副秘書長來說,是十分受用的,好像是一次上崗前的培訓。

這次談話令我吃驚的是,黃菊同志作為一個大上海的市長,日理萬機,居然不用任何提示,條理清晰地羅列出本市的不穩定問題,一一道來,既說清了矛盾的來龍去脈、前因后果,又報出具體的時間和數字。這些社會矛盾,大多涉及最基層的工人、農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,我的筆記本至今保存完整,本子上清楚地記著:50年代上海赴江西墾民;60年代赴疆支青;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返鄉人員;“文革”期間支內職工;上山下鄉知青;大三線職工;上海繡花女工;落政人員;農民征地工;下崗工人;動拆遷……一共有十五類。他講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“文革”期間上山下鄉知青時,專門解釋了“支青”和“知青”的政策區別,以及矛盾所在。講到上海繡花女工時,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,黃菊同志告訴我,50年代后期,上海第二輕工業局所屬上海繡品廠專門生產出口創匯的機繡商品,外包給市區的家庭婦女,她們到工廠領料,用自家的縫紉機在家里加工,按件取酬,被稱為“繡花女工”,鼎盛時期多達2000多人。到了80年代,出口生產任務嚴重不足,工廠虧損,逐步減少了這種外包形式,這些婦女停產后在家無事可干,家庭收入受影響,且都已年近60歲,于是就到市里上訪,進而靜坐、絕食,要求與正式工一樣享受“勞保”和“養老金”。黃菊同志動情地說,這類歷史遺留問題最終是一定要解決的,但現在政策不能開口子,類似的問題太多,牽一發動全身,目前只能通過幫困,個案解決。

這次談話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,黃菊同志為人低調、謙虛,行事嚴謹、規范,哪怕是一次與部下的約談,他都是作了認真準備的。黃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,熟知民眾疾苦,他對老百姓懷著深厚的感情,談到這些社會矛盾時,心情顯得十分沉重,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。他從1996年起,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個月工資,用于幫困助學;2002年底,在赴中央工作前,還一次性捐了3萬元,這些善舉都不是偶然的。

我擔任市委副秘書長兼市政府副秘書長之后,與黃菊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,有一次閑聊時,他對我說:“我這個人有個缺點,做事不會舉重若輕,相反我是個舉輕若重的人,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實。”如今想來,這既是黃菊同志的謙虛之言,也是他為人處世的真實寫照。他的這種“舉輕若重”的性格和作風,是一種對黨的事業極端忠誠、對工作極端負責的高尚品德,也正是我黨一貫倡導的求真務實的美德,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

2004年1月3日,黃菊在貴州省林東礦務局黃家莊煤礦看望礦工。圖片來源:新華社圖

2000年初,我從市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、市公安局長崗位上被提拔為市委副書記,黃菊同志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上海市委書記,我在他直接領導下的同一個班子里工作。黃菊同志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,“康辦”的大樓里,他的辦公室燈光總是亮到很晚,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點左右才離開,辦公廳的干部在他影響下,也都挑燈夜戰。記得有一次,我在他辦公室里商量工作,已是夜里11點鐘,電話鈴響了,是夫人余慧文來的電話,黃菊同志拿起話筒,歉意地回答:“我就快好了,馬上回來。”掛上電話,他回過頭來笑著跟我說:“我沒睡覺,她是不睡覺的。”辦公廳的干部告訴我,像這種情況,他們碰到過多次了。

黃菊同志每天晚上辦公,除了批閱一些白天來不及處理的文件外,大多是找干部談心,同時也是談工作。經常有這種情況,他在辦公室里正與一位同志談著,對門他秘書的辦公室里已有其他同志等候著,有時一個晚上要談好幾批。他找干部談的面很廣,有黨委、政府部門的,也有人大、政協部門的,還有一些離、退休干部。黨的路線確定以后,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,我發現這是他當了市委書記后,工作對象和工作方法的一個很大轉變。當市長時,黃菊同志更多的是關心經濟和社會發展,當了書記后,他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僅于此,更多地關注了黨務工作和干部工作。他對各地區各部門的工作實情和干部思想動態,了解得很深,這得益于他平時與干部們廣泛深入的交談。

2002年,市委明確我負責區、縣的換屆工作。在商議區縣領導班子狀況和干部思想時,我發現黃菊同志掌握的信息和情況常常比我們多,不少是組織部門也沒有掌握的。黃菊同志跟我說,選拔和任用什么樣的人是干部工作的導向問題。他說,我們要培養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。政治家必須具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理念、政治追求、政治品格和政治膽略,而政客則無終身追求的理念,搞實用主義,投機取巧,應付眼前,功己罪人。在談到一些因年齡原因,或因干部結構等原因要重新調整工作的干部時,他充滿感情地說,每個人都有自己最佳的工作年齡段,這是自然規律。但這些老同志他們在上海10多年的發展中,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時期,為上海的發展奉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,一定要安排好,盡量多做“加法”,少做“減法”,使退下來的干部心情舒暢,使在位工作的干部不感到心寒。黃菊同志的這些講話精神,我在換屆工作會上原原本本地傳達了下去。

黃菊同志去世后,有一位浦東新區的老領導動情地跟我說,他在浦東新區開發開放初期廢寢忘食地工作,幾乎每年都要生一場病,住院治療。黃菊同志年年都到醫院去探望他,有一次還送給他滋補品,使他備受感動。黃菊同志關心愛護干部的例子很多很多,記得有一次他跟我說,你現在分管干部工作了,要多找干部談心,對干部既要嚴格要求,又要關心愛護。又說,干部也是人,越是忘我工作的干部,越容易積勞成疾,組織上越要關心他們。黃菊同志的這些話,我聽了很受教育,也一直在我日后的工作中引以為訓,格外注意關心那些忘我工作的干部,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身體,以及對一些有貢獻的老同志的妥善安排。

新世紀初,上海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,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沐浴下,經濟社會持續10多年健康、快速發展,上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,呈現出“心齊、勁足、氣順”的大好局面。“心齊”是指市委總攬全局,協調各方,市級四套領導班子齊心協力謀劃上海發展;“勁足”是指中層的局、處級干部奮發有為;“氣順”是指人民群眾心情舒暢,社會和諧。10年前后的幾個數據比較很能說明問題:1990年全市GDP總量是756億元,2001年達4950億元,增加6.55倍;199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2180元,2001年達12880元,增加5.91倍;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是6.6m2,2001年達12.1m2,增加1.83倍。黃菊同志當時在各種會議上多次鼓勵上海干部,現在正是干一番事業的大好時機,一定要立足工作大局,站高一步,想深一步,看遠一步,堅持不懈推進上海的改革開放事業。

記得那段時期,兄弟省、市常有黨政代表團到上海來考察、學習,地、市級黨政代表團來的就更多了,中央媒體也陸續刊登了不少介紹上海經驗和做法的文章,有些上海干部有點飄飄然了。我清晰記得,黃菊同志在市委常委會上,很嚴肅地提醒大家:上海的今天來之不易,一靠中央正確領導,二靠兄弟省市大力支持,三靠上海人民拼搏奮斗。我們一定要謙虛謹慎,要多做少說,只做不說。“多做少說,只做不說”這句話很快就成為上海干部的警戒之語,時至今日,我還會聽到有些干部脫口而出。

黨的十六大上,黃菊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,在即將離開上海前,他到辦公室清理文件、資料,秘書幫助整理收拾書籍,準備騰出辦公室。市委辦公廳的機關干部聞訊趕來,依依不舍地與黃菊同志話別,臨走時還不忘拍上一張合影,留作紀念。我的辦公室與黃菊同志的辦公室在同一樓面,間隔一室,當然也參與了話別,這些場景歷歷在目。

今年是黃菊同志逝世九周年,我作為一個得益過他許多教誨和幫助的老部下、老同事,回憶這些自己親歷的往事,十分心暖,記載下來,也是對他的一種緬懷和紀念。

在即將結束這篇文章時,我突然想起蘇聯的著名作家、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一書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話:人生最美好的,就是在你停止生命時,也還能以你所創造的一切為人民服務。我覺得把這句話獻給黃菊同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

黃菊同志,我們永遠懷念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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